一談到這一層，秦西嶽的話就多起來，剛纔沒在會上說的話，一股腦兒地全說給了張祥生。張祥生聽完，深有感慨地道：“老秦啊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願望更是美好。我雖身爲人大主任，也免不了常常犯惑。代表制度到底怎麼完善，代表的作用到底在政治生活中能發揮到多大，監督權怎麼使用才能讓政府和兩院愉快地接受，這些，都是我的困惑。你說的好，我們不能把監督當成一種特權，應該在對等的基礎上加強跟政府和兩院的交流，要本着共同解決問題的態度去參與到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建設中。其實說到根本上，政府、兩院還有人大和政協，本就沒什麼對立面，都是人民的公僕，都是在黨的領導下爲人民謀取利益的。可惜在現實生活中，對代表和委員有太多的誤解，要麼認爲你是閒角，是陪襯，是繡在別人袖口上的一朵花，需要開放時把你抖一下，不需要了，就把你捲到袖筒裏。要麼，就偏激地認爲，你是專門挑刺的，說反話的，是跟黨委和政府過不去的。包括我們的代表隊伍，持這種想法的人也是不少。你剛纔那句話很有意義，代表更多的是一種責任，一種義務，甚至是一種使命，而不是權力。恰恰，我們太多的代表，把它當成一種特權來用了。”
秦西嶽道：“和諧社會，首先是社會各方力量的和諧共建，包括對權力的和諧運用，而不是在權力這個平臺上相互掣肘，相互出難題。要做到這點，真是太難了，還需要相當長的過程。但我相信，只要我們本着認真去做的態度，不急不躁，遇事不灰心，不泄氣，拿出廣泛的誠意來，以包容的心境面對世間萬象，以改良的態度笑對我們的社會，然後輔之以切切實實的努力，這個目標就能實現。”
“說得好！老秦，這些年你真是悟到不少啊，比我強，真是比我強。”兩個人說着說着，就都朗聲笑起來。
交談快要結束時，張祥生再次將調研組的事提了出來，他說：“這個想法年初就有了，社會在變，情況也在變，我們得不斷掌握新情況、新問題，才能拿出新辦法。組織這個調研組，也是高波同志的意見，可惜沒能將它落實。這一次，正好可以借這起爆炸案，深入到河陽，一則，幫河陽的同志把複雜局面處理一下，另外，河陽是個大市，它的問題帶有普遍性，你對那兒又熟悉，下去之後還可以把本職工作也兼上，一舉三得，你說呢？”
話到這兒，秦西嶽才明白，張祥生爲什麼要急着組織這個調研組，爲什麼要點名讓他當副組長。他再次感激地把目光投過去，富有深情地說：“好吧，我回去準備一下，什麼時候走，給我電話就行。”
張祥生握着他的手，愉快地笑了。
第二天上午，九點還不到，秦西嶽給車樹聲打了個電話，問他今天有沒有事，能不能帶車來，他想給可欣檢查一下病？車樹聲哪敢推辭，連忙道：“沒事沒事，你等着，我過一會就到。”
帶可欣去醫院，是秦西嶽昨晚生出的想法。本來，可欣從醫院搬回來後，定期都要到醫院複查一次，一年至少要保證兩次，但前年五月複查時，出了一次事，差點把可欣的命要掉，秦西嶽就再也不敢帶可欣去醫院了。
前年五月，是可欣病情最爲嚴重的時候，也是秦西嶽的人生最爲暗淡最爲苦惱的時候。半年前，兒子秦如也突然離婚，將懷有身孕的朱曉蘇轟趕出家門，而且還恐嚇她，如果膽敢讓秦西嶽夫婦知道，他會要掉她的命。兒子秦如也一直在深圳，大學畢業後本來分在西安任教，可他不安分，硬是南下打拼。他也算是沒食言，幾年打拼後，在深圳有了房，有了車，而且在畫壇闖出了自己的名氣。朱曉蘇當然高興，丈夫有所作爲，有所成就，這些年兩地分居的苦就算沒白喫。在秦西嶽的支持下，朱曉蘇辭掉了銀州中學教師的工作，奔丈夫而去。誰知去了還沒兩個月，家就土崩瓦解了。
這事他們真是瞞過了秦西嶽兩口子，儘管他們夫妻鬧得很兇，據說秦如也差點還動了刀子，但，消息一直牢牢封鎖在他們夫妻二人之間，銀城這邊，一點風聲也沒傳過來。當時可欣的病正處在最佳恢復狀態，不但能起牀下地，還能用簡單的語言跟秦西嶽交流了。多年前那場驚嚇帶來的陰影眼看就要過去，可欣就要恢復到正常人了。就連江醫生也說，如果這樣下去，情況會很樂觀，也許半年，也許一年，可欣就能完全康復。這真是個天大的喜悅，秦西嶽心裏，甭提有多高興。
然而，災難就在這時候發生了。那是開春的第二個日子，秦西嶽記得很清楚，銀城冰消雪融，萬木漸蘇，大地吐出一片春的氣息，黃河水在鐵橋下緩緩流過，載着上遊漂下來的浮冰，也攜着遠處的春意。秦西嶽推着手推車，陪可欣站在黃河橋頭，他的心裏充滿了春意，臉上，是比春意更濃的喜色。悲劇是在中午回家時發生的，秦西嶽推着可欣，興致勃勃往家走，可欣不但能發出簡單的聲音，還能伸出手，指着遠處的桃花山說：“蓮花，蓮花。”秦西嶽知道，可欣一定是記起了母親，記起了桃花山上的蓮花庵。他高興地說：“可欣別急，明天，明天我陪你上山。”可欣臉上湧出一團紅暈，幸福的紅暈。（未完待續）